在此之上，结合尊重、平等、促进等的国家义务通过立法和具体的规制、给付等的方式和途径，文化的立法和治理，才具有着在宪法上的妥当性。
（美）维尔：《宪政与分权》，苏力译，三联书店1997年版。这是公共组织的外表，也是其他世界所期望看到的。
当苏联共产党在赫鲁晓夫时期从先锋队政党变成阶级政党，哪怕是全民党，也意味着背离了先锋队政党的政治理念，从而加速了苏联共产党的腐败和堕落。尽管巴克尔教授在法学院讲授宪法、公司法、欧盟法和比较法等传统法律课程，但他自己的研究并不是循规蹈矩的学科专业研究，而是围绕自己的学术兴趣进行跨学科研究。[9]有关外国学者对中国模式的讨论，参见王新颖（编）：《奇迹的建构：海外学者论中国模式》，中央编译出版社2011年版。[23]因此，在处理党和国家的关系上，就出现了党从国家之外转向国家之内的漫长过程，其中的政治动荡就与这种转型有关。但是，巴克尔对中国宪法的关注基于他对人类组织中权力／法律机制的兴趣，由此能够将中国宪政、美国宪政和伊朗宪政放在一起比较其运行机制和价值的不同。
因此，无产阶级革命要实现普遍、永恒的社会正义，就必须把废除阶级进而消灭国家作为自己的最终目标。在这个概念的影响下，极权主义这个概念也被广泛地运用于对中国的研究中。否则人民会对其修改既无兴趣、亦无信心。
广泛征求了各地方、各部门、各方面之意见。[52]据不完全统计，1982年宪法，直接使用法制、依法或依照法律词语的共有33处。在经济转型中，82宪法作为稳定和改革的基石，发挥了良好的作用——这点可以说是举世有目共睹的。超前型与滞后型的社会变更与转型中的社会实践在中国都有史可引以为鉴。
1919年中国发生了高举德先生和赛先生的五四运动，而此时正值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的隆隆炮声传至中国之时，十月革命工农大众的民主革命与马列主义得以联姻。这一点，我将在下一个标题中予以分析。
3、讨论式的参与民主参与民主是现代民主的认同机制，起源于西方，作为在代议制间接民主基础上发展的直接民主形式。而红方的队员则分化为两个不同组别：一为中国式的渐进式改革，一为苏联、东欧式的休克式骤变。（2）对世界上140多部宪法做了统计，其中90多部有序言。82年宪法对历史的总结首先面临着对中共执政党权威的重述。
第二， 82宪法维护了一种政治上的稳定。[50]当然历史总是不完美的，不完美是事物的属性[51]。固守僵化的体制、无视已经发展的社会经济条件，这样的国家没有任何前途。但法国宁肯借债于华盛顿个人，而不愿借给美洲邦联。
真实的宪法与虚假的宪法相对应的观点，由列宁最早提出。在百年宪政的历程中，处于不断革命和变革中的中国人和西方人面临的问题背景大相径庭，而西方人今天的问题背景和昨天（19世纪）、前天（17、18世纪）不尽相同。
超越现状的超前型是非理性的，而对社会现状的滞后型估计也是有弊害的。宪法修改后，中国社会处于发展与繁荣的景象之中。
相似部分有29条，约占28%。共识还在于已达成共识结果的真实性，82宪法是中国人民的集体记忆，是历史经验与教训的总结，是在中国社会的历史条件下的历史逻辑、而非形式逻辑。宪法中富有政治性条款并不可怕，许多学者诟病中国宪法并不够完美，常常会以其政治性太强作为理由。相似的部分有47条，约占1954年宪法的42%。而至今为止的宪法修改都因应中国发展的需要，顺应了世界发展之潮流。1990年中国政府首次发布中国人权白皮书并加入多个国际人权公约，公民社会对宪法权利的意识也不断增强，以宪法为权利保障的事例也频繁获得报道、并得到社会的高度关注。
如果说中国目前正在面临许多麻烦问题，这些问题并非82宪法所带来的，恰恰相反，82宪法正是解决这些麻烦问题之道。但归属人民的权力在近代社会必须通过宪政的安排——选举制度、政党制度、司法制度和多元政治，从政治概念转化为法律概念，最终以宪法秩序解决权力行使的问题。
1957年反右斗争，毛泽东对四大总结时说到：许多问题的解决，光靠法律不行。[48]项淳一：《论宪法在社会主义国家中的重要作用——纪念1982年宪法颁布十周年》，载《中国法学》1996年第2期。
真实的宪法是与现实相一致之宪法，而虚假的宪法是与现实相脱节之宪法。另如，75宪法中关于中共的领导人从序言到总纲、国家机构、公民权利多处规定，82宪法及其后1993年的修正案中共有5次提及中共共产党，而54宪法则只有一次提及。
尽管我们对美国宪法的评价会可能更着眼于它所体现的自由、共和、分权、民主、平等之价值，以及其近乎完美的形式逻辑。具体可参见蔡定剑、王晨光：《中国走向法治30年》，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第66-99页。（3）宪法的利益是人民共同的利益和要求。文革是中共有史以来最大的历史错误，它破坏了国家秩序，危及了人民利益，也损害了执政党自身的权威。
高级干部被打倒为走资派，高级知识分子被批为臭老九，牛鬼蛇神们戴上高帽子、挂上黑牌子、剃了阴阳头，罚站罚跪、游街示众，人格尽失、斯文扫地——现在人看来听来如同闹剧，但彼时却是真实的历史悲剧。这种大民主因而导致了今天中国思想界中对民主的怀疑，甚至对民主进行诽谤。
美国人对其宪法的尊崇经常到了偶像崇拜的地步，这可以根据不同的理由解释……最令人信服的解释是将此归于深深植根于美国人心目中的信念——宪法表达了更高级的法。历史逻辑则往往会是同一部宪法中，民主与法治各要素之间是矛盾的，有时甚至是冲突的。
诚然，在社会变革与社会转型中，各国在使用宪法的语言、概念、规则等宪法语境体系，并由此确定一个宪法秩序、实现一定的宪法价值和宪政目标等诸方面，宪政后发国家与西方宪政成熟国家有着不可避免的趋同性。[40]胡乔木对将公民基本权利置于国家机构之前的理由：（1）逻辑合理，权利与义务是总纲的补充和继续。
具体可参见蔡定剑：《宪法精解》，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第43页。（二）82宪法的民主与宪政价值历史的逻辑是一个历程，宪法是一个历史逻辑的结果，而民主与宪政的实现也是历史发展的历程。从75年修宪到78年修宪，时间间隔较短， 历史经验并非修宪之重点，是故修宪者对之存而不论。82宪法制定时，亲自经历文革十年之乱的制宪者们对宪法的体认，是研究82宪法不可或缺之因素。
特别是彭真从1950年起，即为中央政府委员会政务院政治法律委员会副主任，54年起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兼秘书长，自1979年起即任全国人大法制委员会主任——个人长期从事法律、法制工作使其对法律、法制有一种特别的职业敏感和职业信仰。（8）使全国人大的表决更有基础。
要防止文化大革命的再度发生，就要制定法律。而在宪法草案通过后，毛泽东又欣喜的说到，这个草案之所以得人心、受到大家的拥护，其中一条就是总结了经验，主要总结了我国的革命经验和建设经验，也总结了从清末以来关于宪法问题的经验，同时也是本国经验和国际经验的结合。
（7）着眼于实质，不以一定形式或程序限制公民发表意见。（3）公民基本权利置于国家机构之前的修改，对111个国家做了统计，其中只有10个国家的宪法中将国家机构章节置于公民基本权利之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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